访谈丨凯瑟琳·布:美好时代背后是什么困住了最脆弱的人

美国作家、调查记者凯瑟琳·布从业三十余年,始终关注在社会边缘挣扎求生的穷人和,是美国报道当代社会问题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她对美国智障人士救助之家虐待问题、美国福利政策施救对象等的报道,不仅为她赢得了普利策公共服务奖、麦克阿瑟天才奖和美国国家杂志奖等重要奖项,更切实推动政府做出一系列改善举措。

在处女作《美好时代的背后》中,凯瑟琳首次将目光从美国转向世界其他角落,记录印度孟买国际机场边一座贫民窟内居民的谋生之道与生存困境,试图回答在印度这个新兴的经济引擎,底层民众能否借助时代红利实现“脱贫”。凯瑟琳最终在一座名为安纳瓦迪的贫民窟进行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流浪学式社会学”调查,通过挨家挨户走访调查,长时间密切观察跟访,以及翻阅大量官方档案与文件,充分掌握了印度底层居民生活的残酷真相。

安纳瓦迪共生活着三千多名从印度农村来到孟买寻求工作机会的底层贫民。然而,他们当中仅六人有固定工作,绝大多数只能靠回收机场和附近酒店丢弃的垃圾为生。书中,凯瑟琳刻画了包括垃圾回收商阿卜杜勒一家、贫民窟女管事阿莎及其女儿曼朱、拾荒儿童苏尼尔和索努、“独腿婆子”法蒂玛、小偷卡卢等在内的底层群像,展现了贫民窟居民各异的谋生手段及底层内部的人际关系与权力结构;全书以“独腿婆子”法蒂玛在与阿卜杜勒一家争吵后,出于嫉妒并诬陷阿卜杜勒为高潮,以阿卜杜勒一家因这场意外陷入官司,从贫民窟“小康之家”重返赤贫的经历为主线,揭示了阻碍底层居民向上流动、影响底层居民道德观念的社会机制问题:官方的腐败、忽视与欺压,医疗体系的不完善,地域种姓歧视及宗教矛盾,性别压迫等等。

《美好时代的背后》于2021年6月在国内重版,恰逢印度疫情的二轮大爆发,为我们了解印度这一国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但更重要的是,它对“贫困”这一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进行了具体而又深刻的描摹。10月初,凯瑟琳·布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对为何关注底层,底层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展开报道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并对主人公的现况做出补充。

《美好时代的背后》以及您此前的报道,关注的都是在社会边缘挣扎求生的穷人或。为什么决定关注底层?这和您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凯瑟琳·布:我的母亲经历过贫穷,我很了解她的那段经历。人们对穷人总有一种刻板印象,对此她也非常不满。所以在刚刚成为一名记者的时候,我就想通过我的工作,努力抵抗那种把底层民众看作一个被动、愚蠢的受害者群体的看法。在创作过程中,我遇到的那些个体通常对权力、特权、我们生活的社会有着非常激烈和深刻的看法,我想做的就是帮助读者去倾听他们的想法。

在《美好时代的背后》之前,您报道过华盛顿特区智障人士救助之家的虐待问题以及美国福利政策施救对象的困境,这本书是您第一次将目光从美国转向世界其他角落。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报道底层人群,您的关注点会和在美国时有何不同?在您看来,两个国家的底层群体面临的问题有什么异同?

凯瑟琳·布:不论在哪个国家报道,我关注的问题都是非常一致的: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想要施展才能、获得成功,有哪些选项可供他们选择?他们的选择如何被所在社会的价值观、政策、偏见所构建或者限制?当然,不同地方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例如,许多印度孩子在残酷的种姓制度中长大时就已经深受其害,许多美国孩子在长大过程中面临着可怕的暴力危险。即便如此,我看到了更多的一致性。例如,缺乏稳定的工作和可靠的社会跳板,以及使金钱和特权只能在社会和政治精英间流通的腐败。

《美好时代的背后》围绕一个核心事件展开:阿卜杜勒一家与法蒂玛争吵后,法蒂玛。事实上,您并未目睹这一事件,为什么选择以此作为全书的核心?

凯瑟琳·布:那起可怕的事件当时有上百人目睹,之所以成为这本书的核心是因为通过事件的后果,我可以带领读者深入印度的刑事司法体系和公共医疗体系中去,从而使他们切身体会到腐败和剥削如何牢牢困住了那些最脆弱的人,让他们难以喘息。不仅如此,法蒂玛体现的是一个女人的反抗。她的一生都因为身体上的残疾而受人取笑和轻视。为了对抗人们的贬低,她发现,自己的身体是她拥有的唯一武器。直到今天,法蒂玛的选择仍然困扰着安纳瓦迪的许多女性,也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当你所在的社会只希望你隐身沉默,你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大家听到,如何让自己受到珍视?在那个可怕的时刻,我看到了许多关于贫穷、偏见和无能为力的真相,它们突然开始互相抵触。

法蒂玛后诬告阿卜杜勒一家,这是底层互害的典型表现。不过书中也写道,阿卜杜勒一家和法蒂玛一家会时常一起过节,阿卜杜勒的母亲会在法蒂玛和丈夫争吵时赶去劝架,阿卜杜勒的母亲会说:“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不易折……必须团结起来,一起面对大苦大难。”底层之间会相互扶持,但又彼此嫉妒陷害,您如何理解他们之间这种矛盾的关系?

凯瑟琳·布:人和人的关系不都有这种矛盾性吗?哪个社会阶层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在团结一致和相互嫉妒间不断摇摆呢?但在书中我一再想要阐明的是,腐败的社会体系如何让原本善良的人反目成仇,互相加害。伦理上的选择从来不仅仅体现的是个人的品质,它会被社会或体制结构所塑造或者颠覆。贫民窟里的小孩阿卜杜勒在被诬陷犯下重罪、被后,还在试着坚持自己的是非观。我讲述阿卜杜勒的故事,就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到他们自己内心深处伦理斗争中的矛盾。

在书中我特别注意到索努这个“眨眼男孩”。他因为眼疾受到贫民窟孩子的嘲笑和鄙视,但他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研究拾荒技巧,努力跟上学业,主动远离烟、毒品、街童、小偷等不良事物和人的影响,他的家人也都在努力打零工。自立、勤奋、聪明、自律,在贫民窟,像索努这样的孩子,为什么也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

凯瑟琳·布:我也难以忘记索努。虽然在宝莱坞的电影里,“从零到英雄”(白手起家)的成功转型十分常见,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却是寥寥无几的。当然,循序渐进的改善还是可能发生的,在这本书所记录的那段时间里,索努提升了他们一家人的稳定感。然而,从社会层面来说,问题在于他必须非常卖力的干活儿,卖力到他的身体健康因此受损,并且他完全没有犯错的余地,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获取极小的收益。而且,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还包括努力维持一种自我价值感,因为有一些拥有更多特权(他甚至想象不到的特权)的人会像对待垃圾一样对待他。显然,这种类比对索努而言不仅仅是不公平的。当像索努这样的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天赋被压制而无法施展时,整个社会都会因此受到损害。

您在报道中会特别留意女性。我发觉书中的女性人物有比较强势的一面。例如泽鲁妮萨,她协助大儿子阿卜杜勒掌管家里的生意;阿莎是一家之主,通过男性政客改善生活;曼朱作为贫民窟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比弟弟们更有“出息”;米娜虽然遭到父亲或兄弟虐待,但骨子里也具有反抗精神。与她们相比,书里的男性大多显得懦弱无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凯瑟琳·布:让我吃惊的是,虽然贫民窟里的女性时常面对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她们却往往比男性更有野心。结日薪的临时工作和毒瘾毁了许多人的丈夫,但像阿莎和泽鲁妮萨这样的女性却拒绝放弃她们的孩子有朝一日会成为中产阶级一员的希望。我很乐意写这些女性的故事,因为在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关于低收入妇女或女孩的深度报道非常少见。我发现,在父权社会里时常如此。女性总是被排除在故事之外,而事实上,她们在幕后驱动着整个故事的走向。

您在后记中提到,一开始大家对您感到好奇,甚至并不友好。您是如何向他们介绍自己,解释您所做的事情的呢?

凯瑟琳·布: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我会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人们我是怎样进行纪实新闻报道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些,然后我就退到一边,给他们一些时间来考虑是否要参与其中。如果人们是被迫参加的,那这种密切的跟踪报道根本进行不下去,他们和我都会很不舒服。不过在长达三十年的采访报道中我了解到:有很多人愿意帮助像我这样的记者去逼近真相。年轻的克卡珊·侯赛因(阿卜杜勒的姐姐)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原因:如果人们对我们的处境能多一点理解,她说,可能他们就会对我们少一些看法。

《美好时代的背后》出版后,有许多人将之与乔治·奥威尔的《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相比,对此您怎么看?您的调查方法及写作方式是否受到一些作家或记者的影响?

凯瑟琳·布:能和奥威尔相比,我感到受宠若惊。我认为他的很多分析在八十五年之后仍然站得住脚。一直以来,我也十分欣赏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的作品。不过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很受智利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和埃及小说家亚拉-阿尔-阿斯万尼(Alaa-Al-Aswany)的启发。他们的作品在开篇时进入很快,不会直接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但这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们的写作本身就有足够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感染力,使读者想要一直读下去。

如果在谈到写作的时候不讨论新闻报道,我就会不安心。在我写作的这类非虚构作品中,你必须做大量的事实记录和核查工作——真正做到有理有据——然后才能达到自由写作、发挥想象力的阶段。在报道过程中,我会结合使用录音、影片、照片、公共文件等材料,我所积累的大量事实让我在写每一段时都十分坚定,如果没有足够的事实做基础,我就不会有这种确定感。

凯瑟琳·布:这本书在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成功可能保护了安纳瓦迪,使其没有被政府拆迁。附近许多贫民窟都已经被夷为平地了,但安纳瓦迪还在那儿。不过,我和一些贫民窟居民分享这本书的收益时,我写到的一些人还是决定离开那里。曼朱现在是一名成功的教师,在印度的另一个地方经营着自己的学校;阿卜杜勒和他的家人也实现了离开安纳瓦迪、定居在孟买之外一个社区的梦想。但并非我写到的每个人都能逃离贫民窟,能够拥有一个更有希望的结局,即便在这本书收益的帮助之下。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不是童话。现实生活中,贫穷带来的深层伤害并不容易被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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